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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宫画医徐建华:曾参与修复《清明上河图》

    徐建华,1951年出生,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,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,曾参与修复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游春图》、《五牛图》等国宝级古代画卷,被称为“故宫画医”。

  ●他曾参与修复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国宝级古代画卷,被称为“故宫画医”。

  ●“故宫里珍藏的都是宝贝,每接到一件受损文物,内心都充满敬畏,甚至害怕。”

  ●5年前他到了退休的年龄,现在还每天坐公交来到裱画室。他希望能多带几个徒弟,把故宫的文物再往下传600年。

  故宫“石渠宝笈”特展轰动了京城。

  为了一睹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五牛图》等传世名画的真容,各地慕名而来的观众,在举办特展的武英殿外,排起了蜿蜒长队。

  10月11日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展出的最后一天,从早8点起,武英殿外的队伍就未曾变短过,直到12日凌晨1点半,最后一批观众入殿参观。

  “能看一眼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,是一辈子的回忆,等多久都值得。”队伍中,一名青年对着手机那头的朋友说。

  武英殿门口,一名白发老者看着蜿蜒长队,面露笑容。他说,要是修画的老师傅们看到这样的场景,肯定跟他一样高兴。

  他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者之一,被誉为故宫“画医”的徐建华。

  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北宋名画。真迹在问世后的800多年里,一直是帝王权贵争相收藏、巧取豪夺的目标,几度神秘失传。它曾五次进入宫廷,四次被盗出宫,最后被发现回到故宫时已“伤痕累累”。

  每一件名作的重生,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传奇。

  1973年,历经沧桑、明显受损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被送到紫禁城里的“文物医院”。修复厂里的老师傅们彻夜讨论,决定“修旧如旧”,保留这幅传世绝品的原貌。由徐建华的师傅杨文斌先生担任主修。

  当古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再次在面前展开,徐建华又想起了40多年前师傅杨文斌弓着腰,在案前“精雕细琢”的情景。

  真迹回归,十年一现

  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翰林画院待诏时所作。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完成后,张择端将它呈给了宋徽宗。宋徽宗欢喜不已奉其为“神画”,用他著名的“瘦金体”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“清明上河图”五个字,并钤上了双龙小印。

  此后的800多年里,《清明上河图》辗转飘零,几经战火。它曾五次进入宫廷,又四次被盗出宫。最后由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宫,辗转流落在长春民间。

  1951年初,刚成立不久的东北博物馆开始着手整理、鉴定解放战争中留下的文化遗产。

  这天,年轻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像往常一样来到寒冷昏暗、条件艰苦的临时库房。在已被其他工作人员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作品中,无意间看到了一卷题签上写着《清明上河图》五个字的残破画卷。

  当这幅不起眼的画卷在眼前展开,杨仁恺眼前一亮。

  难道这就是已神秘失传,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稀世珍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吗?

  几百年来,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始终一无所知。民间流传着30多个名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仿作。此前,杨仁恺已见过十几件《清明上河图》,最终都是明清时苏州作坊所绘制的仿摹本。

  而手中的这幅长卷,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,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十分久远。古卷气势恢宏、人物栩栩如生,特别是画法明显体现了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,与自己先前所见的所有仿摹品有着天壤之别。

  不久,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,后经鉴定,确认这就是千百年来的传世名画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。由此,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百年漂泊后再次回到故宫。

  如今,在真迹回归64年后,故宫举办的 “石渠宝笈”特展轰动京城。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故宫门外,从每天凌晨四五点,一直排队到凌晨。他们愿意在武英殿外等待6到10个小时,只为一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容。

  这是《清明上河图》10年来首次全卷展出。每天有将近8000名观众看到这幅古画。

  故宫里公开展出的文物,很多都在受损后经过修复才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便是其中之一。看着武英殿外排着曲折的长队,修复者之一的徐建华有感而发:“要是老师傅们看到这一天,肯定也非常高兴。”

  修复波折,一搁十年

  徐建华所说的老师傅们,是当年书画鉴定、装裱方面的权威。“伤痕累累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能容貌再现,全凭这些老师傅的精湛手艺。

  如今,当这幅古老的画卷再次在面前展开,大到浩荡的河流,雄伟的城楼,小到市招上的文字,舟车上的人物,全卷浑然一体,看不出一点破损和修复的痕迹。

  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、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回忆,《清明上河图》在上世纪50年代回归故宫时,故宫里也是断垣残壁,废池乔木,要修复的建筑、文物众多。

  为修复这些珍品,1953年,故宫博物院招纳全国的文物修复高手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王冶秋亲赴上海,邀请书画装裱师傅进驻故宫。

  一时间,装裱名家云集紫禁城,将整旧如旧的苏裱,整旧如新的扬裱,一脉相承的京裱,全部纳入修复厂。徐建华的师兄张金英回忆,1958年之后的一两年里,许多来自全国各地,操着各种方言的裱画师傅们走进了故宫。

  随后,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也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。

  论证完成后,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工作本可以开始。但始料不及的是,红墙内一心抢救国宝的老师傅们未能躲过“文革”的风暴。张金英跟着师傅杨文斌下放到湖北干校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被搁置。

  直到1972年,下放的师傅们陆续回到故宫。文物新一轮的抢修又在故宫西北角的这个修复厂开始了。

  这回,《清明上河图》被第一个捧到了老师傅们面前。已过耳顺之年、正值技艺巅峰的杨文斌,被指定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主修人。作为杨文斌的徒弟,徐建华和师兄张金英也得以参与部分工作。

  但时过境迁,如何才能让近千年前的珍画恢复如初?

  师傅不爱说话。徐建华记得,当师傅被委任主修《清明上河图》时,什么都没说,只是默默注视着这幅名画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要么就是抱着茶杯一杯接一杯地喝水。

  这不是一般的画作,它也曾在明代经历过一次修补,而这一次的修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

  洗揭补全,步步惊心

  故宫的书画修复厂,位于故宫隆宗门右侧、慈宁宫东北角一处偏僻的小院,《清明上河图》也是在这里“重生”。

  64岁的徐建华坐在披麻挂灰、经桐油浸透后又上了大漆的裱画案子前。

  他身后,用于晾干装裱后书画作品的“大墙”从地面到屋顶,当年《清明上河图》修复后就是在这贴了整整两墙。

  “看,这是修《清明上河图》用的马蹄刀,手打的,多好!”徐建华用手抚摸着刀片,桌上是他多年来一直保留的修复纪录。

  照片显示,修复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已出现明显破损。画面竖着很多道折痕,上方的亭台楼阁散布着白色的斑驳,有的地方已看不清原来的画意。

  徐建华说,师傅经过几天的考虑,终于将《清明上河图》舒展着平铺到案子上。23岁的徐建华当时还是小徒弟,在师傅身边不敢说话,也不敢靠前,站在身后远远看着。

  修复的第一步是清洗去污。

  杨文斌用排笔蘸上温水,清洗图上的灰尘脏物。折叠处不均匀的黑色斑迹用清水去除不掉,他用马蹄刀细致地剔除。这一步的关键是保证 “去污而不伤纸”,这种刚刚好的力道十分微妙。

  待画面自然风干后,下一步是加固画面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芯是绢面材质,加固时,必须用自制的水油纸贴在画面上,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、人物不走形。然后将画芯从原来装裱的背纸上揭下,以便在画芯背面补漏。

  “千年古绢,纤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拉力了,把画芯从背纸上接下来时,如果坏了一根丝,画上小的人物脑袋就没了。”时隔40年,回忆起这段经历,徐建华仍感慨万千,称每一步都惊心动魄。

  揭下画芯后,杨文斌便开始在画的背面补洞。补洞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材料。要保证补洞材料和要补画芯同一个材质,同一个颜色,同一个厚薄度。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,有逼真感。

  时隔千年,去哪能找到北宋的绢布,把破损的画卷还原如初?

  好在故宫里还保留了一些非文物的老卷,可以裁剪后补在洞上。徐建华说,如果实在找不到,只能自己加工。按照画卷所在时代的织法,做出新绢后暴晒、上色、打薄,经过多少次尝试才敢补到画上。否则,新绢补上后太硬,容易使老绢裂缝。

  补洞之后是给画面全色接笔。后补上去的绢面一般比原卷的颜色浅一些,需要用颜色调成一致。全色和接笔时要与原作一致,所用颜料就得跟画芯的底色一模一样。

  把颜料分析清楚之后,需要给画卷补上颜色,再把画意缺失的地方补全,使整张画浑然一体。

  这也是个功夫活。随着外界自然光变化,补出的颜色也不同。头天补上的颜色,第二天水分挥发后又变了。 “如果辨别力不强,可能十天半个月都配不好”。当时杨文斌带着两个徒弟反复做实验,从小到大、从上到下、由浅入深,经过一遍遍上色,最后徐建华从正面竟找 不出来哪是师傅补过的。

  最后,用平整的鹅卵石把画芯压平,加上背纸“上墙”晾干,修复的工序就完成了。

  从1973年起至1974年末,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历时一年多。亲眼目睹并参与修复的徐建华说,经过这次修复,《清明上河图》至少300至500年不必再修。

  敬业至老,再传600年

  “石渠宝笈”特展结束,《清明上河图》等珍品又被细心收起,送至地库保存。

  回到小院,徐建华又想起40多年前自己刚到故宫当学徒的情景。

  “原来的修复厂,现在的科技部,除了暖气替代以前的火炉,环境一点都没变。”徐建华说,这里变化最大的是人,那些70年代修复这些古书画的老师傅们,相继生病去世。而自己也从23岁连刀都拿反的小徒弟,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师傅了。

  回首往事,他开始学艺,正是从跟着师傅修《清明上河图》开始的。

  学徒时,徐建华开始站在旁边看,趁师傅休息试着在破洞的地方贴上贴条,拿笔全点颜色。后来胆子越来越大,一接到难度大的、品级高的古书画就兴奋。

  杨文斌看出了他的心思,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,就像医生看病不论穷富,医德最重要。”

  后来,故宫安排他去北大学考古,他不去。让他当科技部主任,他不当。

  “去做行政,离开修复厂、裱画室?我不能干!”
    如今,徐建华是裱画室里资格最老的师傅,徒弟们也常听他念叨这一句,我们是文物的医生,就是一块卫生纸拿过来我们也得给裱好喽。

  2012年,徐建华被选为“国家古书画修复非遗传承人”,41年间参与修复了世界上最早的绢本画《游春图》,完成了十三陵出土龙袍的保护加固,复原了湖北出土的战国帛画,还用一双巧手揭开新疆出土一千七百年前纸鞋下隐藏文字的秘密……

  5年前他到了退休的年龄,现在还每天坐公交来到裱画室。他说,古书画有时寿,手艺也有,所以格外珍惜还能为故宫修复出力的时光,希望能多带几个徒弟,把故宫的文物再往下传60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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